在注意力經濟的時代，IT大佬們總有辦法為自己的產品找到一個恰到好處的名字，最新的案例是京東在7月1日推出的眾籌平臺——“湊份子”。這個土得掉渣的民間俗語生動的描繪了所謂眾籌的本質，沒錯，眾籌——這個聽上去有點高大上的詞匯就是互聯網時代的“湊份子”。

其實“湊份子”本身就是一種隱性的民間借貸行為。所謂金融，完成的是財富的異地和延時支付功能，“湊份子”行為具備金融產品的所有必要屬性。至今，在中國絕大多數縣城和鄉鎮中，“湊份子”還是一種年輕人結婚的主要籌資渠道。每個成年人在他工作之后，持續地將一部分收入“投資”在他的同學、同鄉、同事、戰友、親屬的賬戶上，若干年后，在自己或者子女結婚的時候會一次性收回這筆投資。通常，“湊份子”的投資回報率會跑贏通貨膨脹率，以保證在投資人的早期投資不會虧損。這種投資方式，要比同樣數額的貨幣在銀行零存整取的回報率高得多。 　　

一位鄉鎮公務員曾經拿著一張大紅的婚宴請柬向我苦笑道：“紅色罰款單”又來了。對于工薪族來說，湊份子的確是大多數人的負擔。官方和民間都把這種集資方式當成一種落后的民間陋俗，但這種“陋俗”之所以在常年的抱怨中頑固地存在下來，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對大多數人來說，通過這種融資方式舉辦一個體面的婚禮是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最理性又無奈的選擇。 　　

將熟人社會中的“湊份子”，利用互聯網變成“眾籌”，最大的障礙就是信用風險問題。 　　

在傳統熟人社會，除非個別遠走高飛、杳無音信的人會讓投資人的早期投資血本無歸，在漫長歲月中，熟人們總是會通過各種方式讓投資獲得相應的回報。而“眾籌”以陌生人網上投資為融資方式，其信用風險又該如何解決？尤其是在目前中國騙子批量產出的年代。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有效的解決思路。所以，眾籌概念進入中國雖然已經有幾年的時間，但一直沒有大的進展，根本原因也在這里。 　　

眾籌概念進入中國，許多人認為這將是互聯網金融最有前景的融資模式，幻想可以用極低的門檻實現不少普通人的創業夢和天使投資夢。但信用風險問題在現有社會環境和法律框架下很難找到解決路徑。 　　

京東眾籌業務試圖避開這個死結，首批登陸平臺的12個眾籌項目中都是些文娛項目，說白了，就是團購預付。這種眾籌更接近于消費而不是投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風險。 　　

在中國現有信用條件下，我更看好的是和互聯網無關的“中國式眾籌”。不久之前，我曾經應邀考察了幾個已經運轉起來的眾籌咖啡館。和基于互聯網的眾籌理念不同，這種“中國式眾籌”更多的依賴熟人社會的誠信背書，也就是說更接近于傳統社會的“湊份子”。在北京今日美術館樓下，一家由20多個媒體人眾籌的一道咖啡，在中關村海淀圖書城一家由眾多IT界知名人士眾籌的3W咖啡和在北京大學東門外一家由北大校友眾籌的1898咖啡館都屬于這種模式。實際上，這些眾籌項目和互聯網眾籌的核心理念相去甚遠。 　　

在1898咖啡館，創始人楊勇和他的伙伴向我介紹他們的運作模式的時候，言語之間有一種抑制不住的亢奮。楊勇設計的眾籌模式是：設置200位“聯合創始人”入股，所有創始人地位平等，等額資金。首期100人，每人3萬元；第二期100人，每人5萬元，入股費用轉為消費卡，可以持續消費。創始人推選出執委會負責重大問題的決策，其他人不干預咖啡館的日常運營，創始人還有為咖啡館組織活動、輪流值班的義務。按楊勇的說法，從某種程度上咖啡館實際上是一個松散的EMBA，創始股東們可以建立自己的圈子。 　　

在見到他之前，我在微信圈子里讀過他寫的一篇有關如何開一家眾籌咖啡館的九點忠告。說實話，對于其中的每一點我幾乎都高度認同，包括選址要選交通便利，靠近地鐵的地方，位置偏一點沒事，但停車場足夠大，最好借用免費的公共停車場資源。不選門面房，租金不能貴；包括開咖啡館不是賣咖啡而是做圈子，股東之間相互之間要有需求；包括籌集總金額不能少，要能扛過風險最大的早期階段；包括對股東資質的選擇、對投資人回報預期的管理、股東征募的方式、日常管理機制等等方面。 　　

但在了解了楊勇真正的背景之后，我才發現，楊勇在他的“九陽真經”中沒有講到的一點才是1898咖啡館成功（如果說算成功的話）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楊勇過去十幾年在北大校友創業協會擔任秘書長的經歷。也就是說，1898眾籌咖啡館的信用背書是北大、北大校友以及楊勇過去十多年服務于北大創業校友的付出。這就產生一個悖論：楊勇的1898咖啡館做得越成功，就越不能證明這種模式可以輕松地復制在其他項目上。 　　

在此番見面后，我自然被拉進了楊勇建立的微信“眾籌實戰交流群”。這是我參加的所有群中最活躍的一個，各種奇思妙想多如泉涌，在剛加入的頭幾天，群友們大多在探討幾百萬的項目，但僅僅數周之后，我便驚訝地看到已經有好多人認真地探討幾百億甚至千億規模的項目了。可從年齡和履歷上看，他們未必真正自己操盤過哪怕十來萬的小生意。 　　

在我看來“中國式眾籌”可能是（或許必須是）一個“四不像”：有點像普通公司、有點像傳銷企業、有點像宗教組織、有點像人民公社。像普通公司意味著這是一個商業組織，股東、管理者、員工一個也不能少；像傳銷企業意味著經營者同時也是消費者；像宗教組織意味著股東必須有相近的價值理念和富有號召力的首領；像人民公社意味著生產資料為大家共同所有，不以股份多少分配剩余價值。在這四個要素中，核心要素是一個在某個圈子里具有感召力和影響力和宗教般熱情的發起者，這個發起者用自己多年積累的信用和熱心解決了成立組織的信用背書問題。而這種信用背書的使用權限通常只能是一個項目。一旦發起者的信用被多個項目所稀釋，項目的運作就會面臨新的信用風險。這也是我之所以對他滔滔不絕的介紹的若干個激動人心的項目充滿擔憂，沒有辦法送上廉價掌聲的原因。 　　

不久前，我隨同一個農業考察團考察美國農業。在華盛頓州哥倫比亞河地區，我驚訝地發現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老巢，一種“類人民公社”的組織還非常健康地存在并且運行著。雖然中國人把這種組織翻譯為農業合作社，但其實比合作社的集約化程度更高，更接近于曾經的人民公社。在這個由徳裔美國人組成的生產集體中，除了土地依然歸各戶農民私有，所有的農業機械及其他生產資料都歸集體所有，集體還甚至建有大食堂和幼兒園。看上去，完全符合我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完美想象。也完全符合我對“中國式眾籌”“四不像”組織的描述。 　　

在這種合作社中，管理權由社員選出的董事會來行使。每個社員在選舉董事時只有一票表決權而不是像公司那樣按照股份分配投票權；所有董事必須同時是社員，必須參加農業生產。在贏利方面，以一年內利用合作社的總量為基礎進行分配，或者說按社員一年內與合作社所作業務的數量進行分配。 　　

在美國，各種組織方式不同的合作社和單干農場及公司制農場和平相處，共同形成了世界領先的美國農業。 　　

工業化社會創造了公司這種最有效的組織模式，但公司制以資本為紐帶、以盈利為目標、以紀律為手段的生產經營方式并不被所有人喜歡和認同，人們渴望用更公平、更平等、更符合人性的組織方式來代替公司制。這種內心深處的愿望，正是20世紀轟轟烈烈席卷全球的社會主義革命心理背景。 　　

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來看，通過多樣性的組織模式組成新的生產經營模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遺憾的是我們雖然知道它在，卻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樣的。“中國式眾籌”也許是一條發現彼岸的新航道？但愿。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新華網立場。）